央行副總裁陳南光在1月號的《銀行家雜誌》中，以「房價波動與金融穩定」為題發文，既指低利是房價上漲主因、央行應升息，又批央行未負起該有的責任。這篇文章引發的問題，除了國內房價與政府打房政策問題外，還有一個「有趣」的問題：何時央行副總裁是如此的「局外人」？

這篇分上下2文、雖過7000字的宏論，先是論述房價與低利率有密切關係，「台灣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是推升房價上漲的主因之一」，再談相較國外，台灣房價早已「超漲」；接著批判寬鬆貨幣政策的諸多負面影響，最後婉轉的建議央行應升息因應房價上漲，同時批央行『不應以房價居高，非單一部會所能解決」為由，將因應房價上漲的責任，與其他部會「分享」。』

文中所述不少值得正視的問題與現象，例如，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，確實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：貨幣寬鬆利率又低，很容易鼓勵冒險，因所威脅金融穩定，再者寬鬆讓房價上漲，會吸引更多資源投入，而導致資源錯誤配置。最惡劣而嚴重的後果是：無論是低利帶動的各項資產價格上漲，或是「錢滾錢」遠比勞力賺薪資快速等因素，因此拉大貧富差距─還記得占領華爾街運動吧？而且，這些問題與影響是全球性的。

這也是為什麼要支持政策壓低房價、打擊炒房政策的原因。

不過，整個論述中還是有幾個問題有待商榷。一個是把房價完全歸因於寬鬆與低利，未必完全說得通。台灣的房價起伏、房市景氣循環，有其外在因素帶動：從N年一循環的財富累積因素、經濟表現榮枯，甚至匯率，稅制與政策因素，都會牽動房市與房價；寬鬆政策與低利率，當然有助房市，但影響房市的因素更多且複雜。

再者，貨幣政策寬緊、利率高低，需要關照的因素不是僅止於房市、房價，整體經濟景氣情勢、國內外資金多寡、國際利率高低、甚至匯率、國內靠利息過活的退休族生活等，都可能會是央行必須考量的因素─幾年前央行就曾因熱錢因素而降息。

因此，認為央行就是該升息、收緊資金以壓制房價上漲，未必正確─例如，2年前國內價已蠢動，但當時疫情來襲、經濟低迷、全球力行寬鬆與降息，台灣那來升息、緊縮貨幣政策的環境與空間？但如果偏執狂到認為貨幣政策就該「為房價而生、為房價而死」，就另當別論了。

此外，雖然央行貨幣政策確實是可影響房價的因素之一，但還有其它因素影響著房價，在不同時空環境下，有時其它因素的影響力更大。最明顯的就是稅制，台灣稅制長期未對房屋交易課徵資本利得稅，形同獎勵炒房；但2016年實價課徵房地合一稅上路後，就讓房市走入空頭，當年即使利率仍低、貨幣政策走寬鬆路線，房價還是下跌。但現在的時空，稅制對房市的影響就不比當年了。

事實上，與房市有關的部會不少，也都有其重要性：例如建築主管機關是內政部，在預售屋炒房嚴重時，內政部如何打擊這種「轉單」，就有其重要與意義；房市相關稅率高低，當然是財政部主管，但如果涉及打擊「囤房」、拉高持有成本事項，則又與地方政府如何訂定房屋稅率等有關；要從金流上控管流到建築房市的資金，則不僅是與央行的「選擇性信用管制」有關，更與金融主管機關金管會的規定與金檢有關。更根本的以公宅供給調節房市供需以壓制房價，也是從中央的營建署到各地方政府都有責任。

因此，要打房（好聽婉轉的說法是「健全房市，穩定房價」）成功，需要的應該是「一套組合拳」，而非靠著翻來覆去的一招「黑虎偷心」（貨幣政策）就能奏效。

不過，這次政府出手打房，看來局勢不妙，因為房價持續升高、房價所得比再到高點；別說想讓房價下跌，甚至讓其漲幅稍緩都可能作不到了。此時政策要加緊打房力道，儘快升息當然有必要，但不僅於此。升息1、2碼，不能說完全無效，但也可能效果是「小到無感」此時需要的是「一套組合拳」才且能稍有效果；升息1、2碼，不能說完全無效，但也可能效果是「小到無感」。

當然，最有趣的是陳南光的角色。陳南光是台大經濟系教授，在蔡政府上台後進央行擔任副總裁，外界視其為綠營重點栽培的「中央銀行家」，未來有望接任央行總裁。

不過，陳南光擔任副總裁後幾次在外發表文章、或為書作序，都對央行政策大加非議，某些批評顯然是針對前總裁彭淮南或甚至現任總裁楊金龍，以官場倫理看是怪異。說好聽是「不改學者本性」，說難聽是「狀況外、二百五」，因為政務官說「以個人身份發言」、「代表個人看法」原本就是荒誕。

坦白說，既為央行副總裁，就該是「局內人」，該是讓想法與政策落實成真，只能在外寫文章，炮打央行政策，撇開官場倫理、行政倫理等不談，豈不是公告周知，這個副總裁就是「局外人」？